【人物简介】郑爱萍，女，1975年生，无党派人士，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，主要从事有益基因资源挖掘和绿色防控。先后主持“973计划”“国家863计划”、国家重大转基因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部省级课题10余项。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2项，国家著作权1项，编写病虫害防治教材1部，生物农药省级科技成果鉴定2项。主持克隆获得国际命名的1类模式新功能基因12个。相关成果发表在《Nature Communications》《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》《DNA Research》《BMC Biology》等期刊，累计发表SCI论文40余篇。

今年5月，四川农业大学郑爱萍教授团队研发的苏云金芽孢杆菌HS18－1专利以1000万元独家转让给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。这一成果不仅刷新了学校专利转化纪录，更成为目前我省生物农药领域单笔金额最高的专利转化项目之一。在菌种交接仪式上，郑爱萍没有激动的豪言壮语，心中最强烈的感受是“终于把学过的东西真正用起来了”。这一纸转让协议的背后，是她23年如一日的科研坚守，是从实验室试管到工业发酵罐的艰难跨越，更是一位农业科研工作者“把论文写在大地上”的初心践行。

导师引路，结缘生物农药的初心

1998年，郑爱萍从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，考入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，师从李平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。那时，水稻研究是川农的优势领域，竞争异常激烈。李平教授眼光长远，看到了农业绿色防控的未来需求，也注意到郑爱萍本科期间钻研真菌生物学的背景，便因材施教，为她指明了“抗病虫微生物基因资源挖掘与利用”的研究方向。

“当时我以为要做水稻，没想到导师让我做微生物农药。”郑爱萍回忆道。这一安排，不仅让她避开了水稻研究的红海，更让她踏入了一个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。2002年，尚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郑爱萍便主持了国家863计划“高效杀虫、防病重组农用微生物的构建”课题，拿到了1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——这在当时对于一名年轻科研人员来说，是难得的机遇。

然而，课题启动之初便面临双重质疑。那时国外的cry1Ac基因已广泛应用于抗虫转基因作物，很多人认为“再做抗虫新基因意义不大”；与此同时，水稻纹枯病作为世界水稻产区普遍发生的重大病害，因病原机制极为复杂，被公认为科研难题，课题组讨论时大多认为难以突破。郑爱萍也曾犹豫过，她问李平教授：“人家美国的技术都成熟了，我们再做是不是重复？”李平教授的一句话点醒了她：“人家是美国的，中国自己有吗？”

这句掷地有声的反问，成为郑爱萍23年科研路的精神坐标。她深知，核心技术买不来、讨不来，一旦被“卡脖子”，我国的农业生产将陷入被动。带着这份信念，她同时开启了两条艰难的科研赛道：一头扎进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挖掘，另一头则向水稻纹枯病这个世界难题发起挑战。

“她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，坚持自己的目标，为了目标可以不辞辛苦，让很多男同胞都自愧不如。”导师李平如此评价这位得意的学生。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，郑爱萍没有丝毫退缩，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植物分子病理学、基因组学分析方法，最终凭借自主研发并获得国家著作权的组装分析技术，成功揭开了水稻纹枯病菌的神秘面纱，相关成果《水稻纹枯病菌的进化和病原机制》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《自然-通讯》上。

攻坚克难，从实验室到工厂的生死跨越

从最初发现HS18－1菌株到实现千万级转化，郑爱萍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HS18－1菌株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含有5种高活性杀虫蛋白，杀虫谱广，能有效防治稻二化螟、玉米螟、棉铃虫等几十种作物害虫，防效超过95％；更重要的是，它采用多蛋白协同作用机制，从根本上破解了化学农药单一靶标易产生抗性的行业顽疾。

但实验室里的成功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“很多专利只是一张纸，企业不敢要，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在工厂里生产出来。”郑爱萍说。技术成熟度达到8级，意味着成果可以直接投入工业化生产，而要达到这一标准，必须攻克工程化放大和剂型研发这两个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

科研的艰辛，不仅体现在技术突破的难度，更在于日复一日的琐碎与枯燥。为了验证抗虫基因的功能，团队需要人工饲喂玉米螟、飞虱、线虫等模式害虫，“湿度、温度要相宜，喂吃喂喝要及时，比照料小孩还细致”。有时候大半夜还要专程赶到实验室，看看这些“小家伙们”的生长状况。遇到蚜虫这类无法在实验室人工饲养的害虫，她就提着抗虫蛋白样品，辗转各地寻找虫源进行生物测定，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。“我们一直坚持求实创新，克隆的新基因功能往往要经过数十次重复实验。”正是这份严谨，让她的团队一年就能斩获8个抗虫新基因国家专利，这些专利能有效抵御玉米、水稻、棉花的鳞翅目、同翅目、双翅目等重大害虫。

2020年，是郑爱萍科研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年，45岁的她主动申请从水稻研究所转到农学院植保系。“我一直有个规划：45岁之前做基础研究，45岁之后做成果转化。”在水稻所的二十多年里，她积累了32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，克隆了12个国际命名的模式新功能基因，但这些成果大多“躺在实验室里”。水稻所的研究重心在水稻育种，生物农药被视为“副业”，转化环境并不理想。

然而，转型之路异常艰难。初到农学院时，郑爱萍面临着全新的科研环境，实验室、团队和实验条件都需要从零搭建。为了不耽误研究进度，她带着学生在学校附近租用了一处临时场地，多方筹措资金购置基础实验设备，一步步开启了科研探索。“初期条件确实简陋些，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。” 郑爱萍笑着回忆道。三十多平米的空间里，师生们挤在一起做实验，办公桌椅都是从各实验室协调来的闲置物资；遇到经费紧张的时候，她也会主动分担差旅开支。正是这份 “先把科研做起来” 的朴素信念，支撑着他们一步步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，转化为能真正服务产业的实用技术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与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50吨发酵罐中试试验。这是HS18－1菌株首次从实验室摇瓶走向工业大罐，参数、环境完全不同，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。试验期间，郑爱萍远程视频指导学生，24小时轮流监控溶氧量、PH值、转速等十几个指标，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。当时正值寒冬，学生在工厂里冻得瑟瑟发抖，却一刻也不敢离开。最终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，当合格的发酵液从罐中流出时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
这次中试的成功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。2026年，双方正式签订千万级转让协议。红太阳计划3年内建成年产2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，首款“杀虫蛋白农药”有望在2027年获得登记证并上市，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8亿元，带动上下游关联产值50亿元以上。

坚守初心，做有用的农业科研

“基础研究很重要，但我们作为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，更应该做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。”郑爱萍的科研理念朴实而坚定。在她看来，很多高分论文和专利之所以无法转化，是因为与市场严重脱节，“先进性不等于实用性，市场才是检验成果的最终标准”。

45岁主动从水稻研究所转至农学院植保系的转型，正是她对这一理念的躬身践行。为了让实验室里的成果真正扎根大地，她走出象牙塔，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、企业打交道，精准了解产业一线的真实需求。她带领团队在新疆棉花、云南烟草、四川凉山的草莓蓝莓基地建立试验示范站，手把手教农民使用生物农药，用实实在在的防治效果赢得了市场的认可。同时，她的研究布局形成了良性互补：生物农药的基础研究为水稻育种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，而控糖水稻、富硒水稻等功能水稻的研究成果，又为团队带来了稳定的经费支持，让她能在生物农药转化的 “寒冬” 里始终坚守。

在潜心攻克科研难题的同时，郑爱萍也将育人的使命扛在肩头，把导师李平教授的教学理念薪火相传。李平教授采用 “放养式” 教学，只给学生指明研究方向，不干涉具体过程，充分尊重学生的创造力，这种培养方式让她受益终身。如今，她也以此对待自己的学生，从不强迫学生做某个课题，而是让他们根据自身兴趣选择研究方向，“如果学生自己不感兴趣，再怎么逼也做不出好成果”。即便实验室初期条件简陋，她带领的14名学生依然个个干劲十足、成果突出。

在团队建设上，郑爱萍走出了一条“校企合作”的特色之路。她与多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，企业的研发团队全部由她统一指导，相当于把实验室延伸到了生产一线。“企业有资金、有设备、有市场，我们有技术、有人才，优势互补，才能快速推进成果转化。”目前，她的团队不仅在杀虫剂领域取得突破，还在研发针对猕猴桃溃疡病、黄龙病等“绝症”的杀菌剂，以及前沿的阿类农药，未来3－5年将有更多成果落地。

23年风雨兼程，郑爱萍研发的生物农药不仅能替代30％－50％的化学农药，每亩为农民节约成本20－30元，还能从源头减少农残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每年减少碳排放6.6万吨。对于未来，郑爱萍有着清晰而宏大的规划：“我们不仅要有力解决我国重要农作物的病虫害问题，还要运用现代生物技术，为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，让中国的土地更肥沃，让老百姓的餐桌更安全。”这，就是一位农业科研工作者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梦想。